于光远:我是个二十一世纪的文坛新秀|李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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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于光远:我是个二十一世纪的文坛新秀|李辉 俱往矣“文革”的“英雄们”! 米寿之年,重回上海 于光远先生其实并不姓于,他的本名是郁锺正,一九一五年生于上海。 郁家在晚清,为上海城的大家族。 二〇〇二年是于光远的米寿之年。这一年的清明前夕,我与吉林卫视“回家”剧组几位新朋友见面,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“回家”拍摄之旅。年底,我约请于光远重回上海,拍摄他的故乡往事。十年前于光远就开始坐上轮椅,此次他坐在轮椅上,重回故乡,走进儿时住过的顾家弄。 2002年去上海拍《回家》电视片时,于光远和上海的家人在当年父母结婚的明伦堂前合影 于光远儿时居住的顾家弄 于光远重返儿时的家顾家弄 于光远为《回家》节目题字:回家感觉真好 面对镜头,于光远说:“今天,我坐着轮椅走天下,但是上海是我总也走不出去的一个城市。因为那里曾经有我的家,我的少年时光。” 从他那里,知道了郁家由盛及衰的故事。 跟随他,我们一同走进他儿时居住的顾家弄。时过境迁,顾家弄早已不是当年模样,弄堂的名称也改为“俞家弄”。 于光远父母 儿时于光远 1936年于光远清华大学毕业 我在顾家弄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,我是在顾家弄出生的。我满月的时候都还在顾家弄,之后,父母就商量着要到北京了。这是我在顾家弄的地一段时光,我无法回忆起更多的东西,脑海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。在我四岁的时候又再一次地回到了顾家弄,这是第二段时光,我在这里度过了小学时期。那个时候因为人小,所以会觉得四周的空间很大,对于周遭的事物,也都抱了很大的兴趣。那个时候我就爱看街上的人们是怎么样做豆腐的,每天在上学和放学之间去看。在我十二岁的时候,我就离开上海到北京了。几次反复来回,我还回到上海上高中,后来考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后就不怎么回来了。 顾家弄给我的印象是很模糊的。尽管我出生在那里,但是最初的时候我并不喜欢那个地方。与北京的开阔相比,这里显得很狭窄。这里是一个黑屋子,我不喜欢。后来就觉得习惯了,学习上海话,在这里生活,和孩子们一起上学,还学打牌。 可以说我的一生有一半是在上海,而另外的一半是在北京。我接触的是两个城市的迥然不同的文化,并且受到它们很深的影响。但是这两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不能放在一起相比的,它们是两个环境。 不仅是顾家弄,整个上海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狭窄,让人有一种狭缝感,上海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比较大,整个城市显出的是一种现代感。而北京则是一种开阔的景象,毕竟是有着千年历史沉淀的城市,透露出的是古都的另一种风韵。 于光远写的说明:1922年10月17日在苏州,我三舅的结婚照。右前一是我,我的上面是我的爸爸,左前一站着的是我的妹妹,右后面是我的妈妈。 于光远写的图片说明:1947年冬中央土改工作团在山东渤海区。后排正中的是毛岸英,在毛的左侧是曾彦修,第二排右三是我。 郁家家谱,于光远一直带在身边。他说,十多年中,从来没有过想读它的愿望。它只是一本书而已。但是,忽然有一天,他翻开家谱,发现自己的名字,发现关于郁家的故事,我才知道我的命运和家族和这个城市,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。 在老上海的史料中,曾经记载过郁家十一代,二百年辉煌与败落的历史。靠沙船业起家的郁家,当年的辉煌家业,曾在那个时代几乎垄断了半个上海滩。 推着轮椅,走到一段上海古城墙旁边,于光远说,这段城墙,在小刀会起义失败之后,曾经是郁家捐钱二十万两银子制作墙砖,予以修缮。其原因,在于郁家不得不“左右逢源”。 于光远这样回忆父亲讲述过的郁家故事: 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的突然起义,使得从不过问国事的郁家被迫夹杂在清政府与小刀会之间。 上海小刀会盛行的时候,要求每个人为他们的小刀会会员发薪水。当时郁家一方面和小刀会合作,每个月按时发几两银子的薪水给他们,但是另一方面,也偷偷帮助清政府。郁家做的是一个两面派的角色。小刀会的突然起义,攻破了城墙。所以后来清政府就要治郁家的罪,罚他们花了二十万两银子来修补这座已经数百年历史的城墙。 从此,郁家开始衰败。 于光远参加大同中学90周年校庆 回到上海,正好赶上于光远的母校大同高中的九十周年校庆。 大同中学的学生可谓人才辈出。参观大同中学校史馆里,于光远一下子看到了查全性的名字。他说,正是查全性在“文革”结束后,于一九七七年第一个提出要恢复高考,从而改变许多年轻人的命运。受益者中,当然包括我本人。 大同中学校友中,还有丁石孙、钱其琛、钱正英…… 于光远参观大同学校的展览 重返校园礼堂,于光远以校友身份发扬,感慨无限: 七十年前,我那时候十七岁,是大同中学的在校学生,参加了二十周年的纪念庆祝活动。现在七十年后,我坐着轮椅回到我们的学校,真是感慨万千。 大同中学,大同是什么字呢,当时我们的校名用的是外文,用的是世界语的校名。我们是有理想的,世界大同,我们中国要前进,世界要前进,我们社会要前进。前进就要思考,就要想问题,要创造,自由是创造的前提,创造万岁。” 说得真好。 “自由是创造的前提。”渴望自由者,永远与童心同在。 随心所欲的笔下挥洒 于光远是经济学家,但我真正开始对他产生兴趣,是九十年代初读他发表在《随笔》上的一组短章。 于光远的短章,虽然不是以文字优美精致取胜,但活泼,简洁,闪烁着思想的火花,体现着写作者心态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。在我看来,这恰恰是当时散文创作所需要的一种新鲜空气和别致风格。 多年来,谈到散文,文学界所强调的常常是注重启承转合、讲究画龙点睛的所谓匠气、技巧和意境。但是,我却认为,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,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,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风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。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。人感受的一切,人思考的一切,人欲表达的一切,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。感情、学问、事件、思考……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。 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,过去的观念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。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,把日记、手记、人物特写、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,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。 一九九二年,华侨出版社编辑邵勉力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校友,她前来找我约稿,我则建议出版一套散文丛书。相比散文,我更愿意用“随笔”这一名称。这便是第二年年问世的“金蔷薇随笔文丛”。 这套文丛,分两辑出版,一共二十本。在总序中我曾这样写道:“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。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,但每个领域,都会有杰出的作者。他们的随意创作,会用文学家一起,丰富随笔园地。艺术家、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记者、自然科学家……他们都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,渐渐走入随笔创作的行列。” 写这段话时,我眼前闪动的便有于光远的身影。 过去,在人们眼中,于光远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,一位著名哲学家,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,而在读了他的一系列随笔文章后,我觉得,他完全有资格戴上“散文家”的桂冠。 2001年北师大。右起:于光远、启功、季羡林、冯骥才 2004年3月,于光远在胡耀邦故居陈列室 左起:于光远、王蒙、高集(李辉摄) 我仍记得第一次走进史家胡同于家客厅的情景,于光远让我领略了他的健谈,他的跳跃、流畅不息的思路。我谈了我编辑这套丛书的设想,计划安排的作者有汪曾祺、王蒙、林斤澜、冯骥才、刘心武、王安忆等作家,有画家吴冠中,有他的老朋友李锐,有研究官僚政治的学者孙越生,同时也想请他出山。 当听到我说要给他编一本散文集出版时,他瞪大了眼睛,头往后一仰,笑了起来。“我又不是作家,我哪能和他们排在一起?”我反复阐述我对这套丛书的构想和对随笔的看法,他最终被我说服了,同意编一本,这就是后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《古稀手记》。 《古稀手记》封面 1994年于光远题赠《古稀手记》 出版《古稀手记》时,我为他写了这样一段评点文字:“为送呈胡耀邦阅读,他整理出一段段“手记”。他谦称不是文坛中人,风格简洁的文字,却呈现出随笔小品的别一类型。他在风雨中奋斗、欢呼、沉默、思考,他无意、也无暇做一个作家,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逻辑色彩,使他在随意写下的短章中,完善着他的理性,同时给随笔吹进一股清新的风。” 他这样写笑: 笑有多种多样。有些笑,我不喜欢,也不会。有些笑,我不得已而为之。此处说的笑,指的是看清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,自然而然发出的笑。它是智慧的表现。面对貌似强大而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,上面这种作为智慧表现的笑,又是真理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的显露。它当然是一种力量。这样的笑也会给自己带来欢乐,排除烦恼。而欢笑对健康的积极作用,医学早已确认。 (《笑是智慧 笑是力量 笑是健康》) 于光远历来强调精神的自由,他对自由有这样的理解: “我的劳动是自由生命的体现。因此是生活的乐趣。”马克思这句话表明他追求的是自由的创造的生活。罗曼罗兰说:“惟有创造才是快乐,但是没有自由又怎能创造呢?”一个人的内心活动,更是他人无法干预而本质上为完全自由的领域。但也还有人不敢享用这个自由。克服内心活动范围的自由禁锢,是首先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。 ( 《自由是创造的前提》) 他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强调,也在写作中充分表现出来。读他的散文,你可以感受到他心态的自由。他没有通常散文写作中的启承转合,也没有什么渲染铺垫,技术性的因素对于他似乎是不必考虑的。他重视的是意识和思路的流动,一切顺其自然,把心中所思所想讲述出来即是。 但是,由于他的思路十分活跃流畅,性情中也常有他人少有的顽皮、风趣,这便使得他的文章于顺其自然之中产生奇妙。他写孙女非非的成长记,他写自己的吃喝玩乐,他写经济现象的方方面面……在他那里,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,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用漫不经心的笔调来写的。 在他的诸多散文中,我觉得《我姓……》堪称杰作,颇能表现学者散文的特点和他本人的机智。他由本姓“郁”说到年轻时参加革命时姓过“马”,写文章用过“于”,一直至今。 他穿插一段写到,1937年抗战爆发前在北平,不少青年党员为了保护自己,花两个大洋拜青帮老大,一旦被捕时打出老大的牌子便会化险为夷。他曾照此办理,花了两个大洋,有了“潘”这个姓,最终却没有派上用场。 随后,他又说到歌星韦唯本名张菊霞,在李谷一的建议下改名,结果备受观众欢迎和注意。他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聊天,写得从容,平静,情趣横生,但他的笔锋忽然一转,说到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关于“姓社姓资”争论的大问题。他在最后一段这样写道: 在这里我认为必须申明,我虽记不得《百家姓》中有没有“资”这个姓,但是我确实知道中国有姓“资”的家族。我就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一位所长姓“资”。她姓资同我姓郁完全是相同的原因。如果我的父系祖先姓“资”,那么不由我选择,也只有姓资。我也就无法因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而拒绝“资”这个姓了。 一篇绝对精彩无比的短文。举重若轻,洒脱自如。这样的文章,即便放在众多文学家的作品中也毫不逊色。 于光远所说的“资”,当然是指资中筠先生。资中筠的妹妹资华筠,是著名舞蹈家,文章也写得漂亮。我在《北京晚报》负责音乐舞蹈报道时,曾多次观看她的演出,也拜读她的妙文。 历史场景的黑色幽默 于光远晚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。越来越多,越写越精彩,书也一本一本问世,成为文学圈外人中收获颇丰的作者。他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。这就难怪,他本人也为此感到自豪。 晚年的于光远先生常常喜欢自称“我是个二十一世纪的文坛新秀”,说这话时,他显然有一种成就感在心中。一见到我,他就会说:“我这个文坛新秀,还是你给逼出来的。”听他这样说,我颇感到满足,虽然自知这是他的自谦,是对一个年轻人的厚爱。尽管如此,作为最早催促他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的人,作为一个有历史癖好的晚辈,我还是挺看重与他的文字之缘。 《文革中的我》封面 病中的于光远题赠《文革中的我》 《古稀手记》出版之际,正好我与陈思和一起主编“火凤凰文库”,约请一些前辈撰写回忆录。我找到于光远,请他写一本回忆录,这就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《文革中的我》。 在回忆录里,于光远对历史的沉重描述,常常是以一连串的令人苦笑不得的“趣”来表现,或者说“黑色幽默”,这是他的回忆录与他人不同的地方。 他以《当了一回“胜利者”》为小标题,讲述一个颇为生动有趣的故事。一次,他的批斗大会在位于木樨地的政法学院召开,要凭票入场。他只身前往,却没有票,门卫坚决不让他进去。见状,他故意坚持,说:“别人没有票不能进,我没有票可还是要进去。”一番你来我往争持不休,引起围观。他又说:“没有我,你们的会就开不成!” 于光远接下来这样叙述: 收票的人脾气上来了:“你这个人真不讲理!这个会没有你,难道就开不成吗?” “正是这样,没有我,你们的会就开不成!”我十分有把握地说。 那人听我这么说,一时猜不透我的来头,有点儿懵了。 于是我问他:“今天你们开的是什么会?” “批斗会。”他回答说。 “斗的是谁呀?”我又问。 “于光远。” 我说:“我就是于光远,没有我,这个会开得成吗?” 在一旁围观的人一下就炸了,原来这个死乞白赖要进会场的人,就是斗争对象于光远。 那看门人还是不敢相信,叫来了组织斗争会的人。来人说:“是他”,这才算“验明正身”,将我放行。 于是,我便以“胜利者”的姿态,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进去之后,便坐了“喷气式”飞机。 (《文革中的我》) 在这样的叙述中,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处乱不惊、心理坚强而乐观的于光远。 于光远和秘书胡冀燕大姐 二〇〇五年是于光远九十大寿,我提前一年请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女士,帮忙为他编选一本《于光远自述》,列入“大象人物自述文丛”,在他生日之际出版。 自述最后部分,特意附录他从八十年代开始所写的贺年信,截止二〇〇四年,他一共写了十八封贺年信。十八封信,其实,贯串他将近二十年的人生轨迹。如今再看,不能不佩服他的精力旺盛。 于光远自述的题跋与书签 (1) 于光远自述的题跋与书签 (2) 于光远自述的题跋与书签 (3) 于光远为这本自述写了一篇自序,其中这段的一生概括,写得妙而有趣: 我这一生,大致上从初生儿、婴儿,到儿童、少年、小学、初中,再到半工半读、为家庭承担责任,然后又不顾家庭参加革命,走上了曲曲折折的道路。人生有时顺利,有时挨整,成为一个“老运动员”。几十年的故事真是不少。有趣事、有险事、有得意事、有倒霉事、有滑稽事、有糊涂事,还有自幼我这样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……我的一生的确是丰富多彩、热热闹闹的。 (《于光远自述》自序)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六日,我去看他,特意带去为他出版的两本书:《文革中的我》、《于光远自述》,请九十二岁的他分别在书上题跋。 于光远的手已经颤抖。然而,他就是用颤抖的手在《文革中的我》上面写了这么一句话: “俱往矣‘文革’的‘英雄们’!” 颇具历史感的题跋,仍流露出他对那些荒唐人与事的轻蔑。年过九旬的他,仍以自己的豁达、幽默,与历史荒唐面对。 童心与乐观同在 我的眼中,于光远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、充满智慧的人,一个似乎一刻也没有让大脑休息的思考者。他对许多事情,有前瞻性的预测。 记得,九十年代初说到汽车问题,他说,如果开始有了私家车,停车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地面停车场、地下停车场,如果没有怎么办?他的预测,很快真的就成了大大小小城市的最头痛的问题。他的敏感性,由此可见。 九十年代中期,我们一起有过两次愉快的旅行。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,我们一行人去大连参加《大连日报》举办的笔会。同行者有丁聪沈峻夫妇、于光远孟苏夫妇、邵燕祥、陈祖芬刘梦溪夫妇等。飞机已经飞到大连机场上空,却因大雨无法降落又飞回北京。 即便候机,于光远也不闲着。2005年4月,在成都飞机场侯机室里写东西时(胡冀燕摄) 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,差不多六七个小时,难耐的等待让人沮丧、疲倦、焦虑到了极点,丁聪和于光远两个老人却毫无倦意,依然谈笑风生。 终于又起飞了。快到大连时,空中奇景出现了。飞机侧面不远处浮现出一个完整的大彩虹。大雨过后,天空格外清澈,彩虹色彩也尤为鲜亮。飞机正好处在彩虹中间,上圈与下圈,都那么清晰浓烈。 1996年7月在大连 在大连,遇到熟悉的朋友。陈村带着女儿前来,池莉从武汉前来。在金石滩,大家玩得非常愉快。虽然其间的某次会见,令人不愉快,大家之后也是一笑而过。 1997年夏天,池莉与丁聪、于光远在三峡邮轮上(李辉摄) 1997年夏天于光远夫妇与丁聪夫妇合影(李辉摄) 1997年同游三峡的签名 于光远1997年6月6日在湖北签名 第二年,一九九七年六月,池莉邀请于光远夫妇、丁聪夫妇,邵燕祥、李辉、应红、徐坤等人,前往武汉参加《芳草》杂志举办的笔会。 我们一行人,由武汉前往宜昌。此时的三峡大坝两年前开始修建。在葛洲坝参观时,请于光远题词。印象中,他是不赞成修筑三峡大坝的,他的题词似乎有所保留,具体内容则记不住了。 晚间在宜昌上船,早上起来,丁聪站在甲板上大叫一声:“我们怎么到黄河了?”的确,与抗战期间他走过的长江相比,与我七十年代从武汉前往上海的长江相比,长江早已不是当年模样了,难怪丁聪会有如此感慨。 1980年于光远考察三峡 我们的邮轮一直开到巫山县,从那里下船,再坐小船走进号称巫山小三峡的清澈江水上行。沿途景色秀丽,悬崖上,可见悬棺遗迹。十年之后,三峡大坝落成,水位上涨,开始发电。我们去过的三峡和小三峡,显然已不是过去的模样。我找到当年的小三峡说明书,看到当年同行者的签名,二十年前愉快的三峡之行,仿佛又在眼前。 2007年9月26日看望于光远,这是我为他拍摄的最后照片 2007年9月26日看望于光远,这是与他的最后合影 结识于光远之后,每年过节,于光远都会寄来贺年信,谈自己一年的工作和未来的向往。一寄,就是好多年。最后一次收到他的贺年信,是在二〇〇九年的元旦。于光远回顾二〇〇八年自己所做的事情。全文如下: 2008年于光远寄来贺年信,这是收到的最后一封 李辉同志: 亲友们,新年好! 随着2009年元旦的临近,一年一度给亲友们写贺年信的事情又提上了日程。 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讲,我想亲友们最为关心的还是我的身体。过去一年中我的身体状况总体来讲还算平稳,基本上是在家里度过的。其中也住了两次院,一次感冒,一次肠胃炎,都表现为发高烧,治疗过后比较快就出院了,但毕竟年纪大了,总是比较弱,恢复起来需要相当的时间。我感觉自己应该说是“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”,能有这样的状态,都是老伴、家人的尽心照顾和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的结果。 《我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—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》 2008年对我来讲还有些特别意义。这一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,当人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,一些重要的事情被重新提起,一些老人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。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的我1998年的著作《我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—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》,许多报刊连载、转载、摘要报道该书的内容,产生了比十年前更大的社会影响。香港天地图文有限公司还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,向海外发行…… 今年我还有幸荣获了《南方都市报》主办评选的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风云人物》奖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评选的《改革开放经济人物》奖和《改革开放杰出人物》奖。我三十年来所做的研究和工作能得到社会的认可,家里人和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为我高兴,我也很感谢主办单位、评委和参选的社会大众。 我现在的生活常态是:白天在办公桌前东翻翻西看看,偶尔也写几个字;时常会有朋友来电话问候,有的也会登门造访;天气好时,照顾我的小张就会推我出去到社区和周边街道转一转,这是我对周围市民的生活状态,有了一些观察和了解,而这正是我以前无暇顾及的。 总体来讲,我的头脑还比较清楚,对一些事情也还有自己的想法。但除了行动不便,身体的其他机能也在下降,耳朵更背了,视力明显减退,表达能力也不如从前。毕竟已是奔94岁的人了,能有这样的状态,我和家人还算满意。我会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不悲观、不放弃的精神状态,尽量维持相对高水平的生活质量。但愿明年——建国60周年,我还能如今年一样平安度过。 最后,附上08年我的几张小照片与大家分享。祝我的亲朋好友们新年快乐! 于光远 2008年12月 于光远著作《朋友和朋友们的书》 于光远著作《周扬和我》 周扬著作《我眼中的他们》 走进新的一年,九十四岁的于光远身体越来越差。最后一次去看他,他已患老年痴呆症,过去那位健谈的人,不再言语,看着他此时的样子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。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,于光远先生离开我们,享年九十八岁。没有想到,竟然是我六年前看望他的同一个日子。 于光远的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举行。那一天,他的许多老朋友,都来了…… 两年后,百年诞辰之际,首都图书馆举办纪念于光远活动,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。人们都在缅怀一位智者,一位充满童心和乐观的人。这个人,好像从来没有离开我们。 走笔至此,我还在回味与他愉快的聊天,还有他那爽朗的笑声…… 先生们: 李辉,写作以传记、随笔为主。前后在北京《北京晚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任职。头号地标《返乡画像》发起人之一。1998年散文集《秋白茫茫》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。2007年在《收获》开设的专栏“封面中国——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讲述的故事”,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“2006年散文家”奖项。2014年因《绝响》一书再获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2013年散文家”奖项。 图文 | 李 辉 出品|头号地标 责任编辑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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